汉代女人可以离婚、招赘、当一家之主？竹简里的答案颠覆你的认知下载

"古代女性地位极低"——这句话，你可能从小听到大。女人但如果穿越回汉代，可离你会发现，赘当主竹有些事情恐怕要颠覆你的家之简里想象 
。

汉代女性能主动提出离婚，案颠离了还能再嫁；她们的认知嫁妆是受法律明确保护的私有财产 ，丈夫无权染指；她们甚至可以担任一家之主 ，汉代婚招继承爵位，女人掌管家产 。可离这不是赘当主竹个例，这是家之简里写进汉代法典里的制度安排
。

当然，案颠说汉代女性"地位很高"，认知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汉代婚招她们依然活在一个男权主导的社会里，约束与压迫从未消失。历史的真相，往往比"极高"或"极低"这样的简单判断，要复杂有趣得多。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汉代女性的真实处境 。

先说一件让很多人意外的事：汉代的法律 ，是明确允许女性担任户主的。

这不是口头说说 ，是有出土简牍为证的。1983年出土于湖北江陵张家山的汉代竹简 ，其中有一部叫《二年律令》
，是西汉初年颁行的法律文本 。其《户律》明确规定：

"民大父母 、父母、子、孙、同产、欲相分予奴婢 、马牛羊、它财物者
，皆许之。"

更关键的是，《置后律》里进一步规定 ，在没有男性继承人的情况下 ，女儿可以继承父亲的爵位和户主身份 ，寡妻也可以在亡夫之后撑起整个家。换句话说，汉代女性在法律层面，是有资格"当家作主"的
 ，这在后世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
，都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除了户主身份 ，财产权同样受到保护。汉代法律规定，妻子出嫁时带来的嫁妆，属于她本人的私有财产。如果夫妻关系破裂、妻子被遣出家门 ，夫家必须归还全部嫁妆，不得克扣 。这条规定看似简单，放在整个古代中国的制度史上来看 ，却是相当有力的对女性财产权的保障。

说到婚姻，汉代女性的处境同样比后世宽松得多。

我们都知道"休妻"这件事——丈夫可以单方面休弃妻子
。但在汉代
，妻子也是可以主动提出离婚的，而且社会上对此并没有太强烈的道德谴责
。离了婚的女性再嫁，在汉代是相当普遍的现象 ，史书里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  ，并不会被视为"失节" 。

更有意思的是，汉代的法律文书和民间契约里，留下了不少女性主动提出离婚的真实记录
。考古出土的居延汉简和敦煌汉简中，就有所谓"休书"的实物 ，其中不乏妻方主动出走或协议离婚的案例 。这说明"离婚"在汉代并非只是男性手里的单向武器。

至于再婚
，汉代对女性的再嫁几乎没有制度性的障碍。班昭在《女诫》里虽然写过"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倡导女性守节，但彼时这更多是一种道德劝说，尚未上升为法律约束。现实中，从平民到上层社会的女性 ，再嫁都极为普遍。汉武帝的母亲王娡 ，就是带着一个女儿从前夫家改嫁入宫的
，史书对此毫无避讳地直接记录
，毫无贬斥之意
。

这种相对宽松的婚姻环境 ，根源在于汉代社会尚处于礼教全面渗透之前。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儒家思想开始确立统治地位，但彼时儒家的礼教观念在社会层面仍属于"进行时"，远未达到宋明理学之后那种深入骨髓的程度 。所以在西汉前期，女性所受的束缚，确实比后世要轻不少。

说了这么多汉代女性"相对自由"的一面，也必须说说另一面——因为历史是复杂的 ，不能只捡好听的说。

汉代社会确实在向强化夫权的方向演进，而且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 。从西汉中期开始
，官方开始主动表彰守节的妇女，以物质奖励鼓励女性拒绝再嫁 。这个政策导向的后果很直接：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守节 ，甚至出现了因守节而自杀的惨剧
。到了东汉 ，这种风气进一步强化
，班固在《白虎通义》里对"三纲五常"进一步阐释 ，夫权被系统性地强化为意识形态。

宫廷女性的处境更为极端 。西汉初年，礼教观念尚不严苛，宫中女性还有机会出宫还家，甚至改嫁
。但到了武帝之后，"一与之醮 ，终身不改"观念大行其道 ，宫女出宫的机会近乎断绝，困守深宫 、生死由人，成了绝大多数宫廷女性的真实处境。

至于下层女性，处境则更为艰辛。汉代律令虽然写明了对女性的某些保护，但这些保护能不能落实到现实生活里，是另一回事
。汉代仍是一个严格的等级社会 ，大量下层平民女性 ，在饥荒年间被典卖为奴为婢的情况屡见不鲜 。汉高祖和汉光武帝虽然都曾下诏 ，规定因饥荒自卖为奴者可以"免为庶人" ，但政令能覆盖多广、能落实多深，本身就是一个大问号。

历史不只是制度条文，更是一个个真实的人
。

1985年前后 ，扬州博物馆在江苏仪征胥浦乡清理一批汉代墓葬，其中101号西汉墓出土了一份书面遗嘱，叫《先令券书》 ，全文272字 。这份两千年前的法律文书，让我们得以窥见一个普通汉代家庭几十年的真实故事。

西汉平帝元始五年 ，也就是公元5年 ，广陵国新安里的一间草庐里 ，一个中年男子生命垂危。他姓朱名凌，字子真 ，是当地薄有家产的一家之主。他把老母亲、乡里的基层官吏，以及亲族代表都叫到榻前，开口第一句话就颇为"劲爆"：

"我们家兄弟姐妹一共六人
，有三个不同的父亲。"

这句话背后，是他母亲朱夫人几十年的复杂人生。朱夫人早年嫁给朱孙，生了四个孩子，日子原本平静
。丈夫朱孙去世后，她带着四个未成年的孩子，独自支撑家业。西汉对女性守节没有强制要求，朱夫人考虑到孩子年幼 、家产难以外移，就先后招了两任赘婿上门
，分别是吴县人衰近君和曲阿人病长宾，又各生了一个孩子，这才有了后来的六个同母异父的子女。

这样的家庭，放在任何时代都够复杂的。孩子们长大成人之后，各有各的境遇
。长子朱凌和次子子方分家立业，发展得都还不错，但二女儿仙君和小女儿弱君嫁人后过得拮据，"贫毋产业" ，朱夫人就把家里几块田地借给两个女儿耕种
，帮她们渡过难关 。

最让朱夫人头疼的，是小儿子公文。这孩子十五岁就从家里分出去单过
，朱夫人当着乡里众人的面抱怨："自打出去 ，未尝持一钱来归 。"后来公文还犯了事，"伤人为徒，贫无产业" 。按朱夫人的意思，这个儿子她是不大待见的 。

但意外的是，朱凌和这个同母异父的弟弟关系极好。朱凌死后，奔走各地收取亲友赙赠的 ，正是公文。而朱凌临终前 ，也力主把两个妹妹借走的田产到期归还后，再转借给公文。面对长子的最后请求，朱夫人没有拒绝，只是叮嘱公文：田地只能自己种，不许转卖或借贷给别人 。

这就是《先令券书》最终落定的样子 。

朱夫人的故事
，既不是后世礼教压迫下那种完全失去主体性的女性，也不是现代人想象中自由潇洒的"独立女性"。她在汉代法律给她的空间里，独自扛起了一个六口之家的命运，用招赘保住了财产不外流，并为每一个孩子做了安排，在母亲身份与家长权威之间反复拿捏。她与长子朱凌之间，也不是没有分歧 ，但最终的《先令券书》 ，与其说是谁胜了谁
，或者男性战胜了女性，不如说是亲情与孝道共同作用下 ，这一家人反复商议后达成的一个体面的结局。

这或许才是汉代女性真实处境最诚实的缩影 。

汉代女性的故事，之所以值得今天的我们回头看，不是因为她们"超前"，而是因为她们"真实"。那些写在竹简上的法律条文，那些出土文书里拼凑出的人生轨迹，共同告诉我们 ：历史上的女性处境，从来不是一句"地位低下"或"相当自由"就能概括的。制度可以提供保护，也可以制造压迫；礼教可以是道德劝说
，也可以演变成锁链 。从西汉初年到东汉末年，短短两三百年间，汉代女性所能拥有的空间 ，已经悄悄收窄了许多 。而真正让这种收窄加速的
，不是某一个皇帝的一道命令 ，而是意识形态一点一滴向日常生活渗透的漫长过程 。这一点
，读懂了，也就读懂了此后中国女性几乎长达两千年的历史命运 。

参考文献

彭卫：《汉代婚姻形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，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

扬州博物馆：《江苏仪征胥浦101号西汉墓》，《文物》1987年第1期 。

陈平  、王勤金：《仪征胥浦101号西汉墓〈先令券书〉初考》，《文物》1987年第1期。

顾丽华
：《汉代妇女生活情态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